AI短剧被翻录1716部、两人获刑:全国首例AIGC著作权刑事案的独创性标尺与刑民交叉保护
- 2026-11-19 11:44:37
刑民交叉观察
AI短剧被翻录1716部、两人获刑:全国首例AIGC著作权刑事案的独创性标尺与刑民交叉保护
广州黄埔法院一审宣判 · 判决已生效 · 检察日报2026年10月26日整版聚焦

一、问题的提出:网盘里的1716部AI短剧
2024年2月至5月间,多名用户在某互联网公司开发的智能视频生成工具上,以输入原创文字剧本、调用平台素材库、设置相机与景深等参数的方式,生成并署名上传了一千多部短剧视频,供观众付费观看。被告人覃某、沙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利用短视频平台程序或录屏软件对这些短剧进行翻录复制,储存于网盘之后,以"收款后分享链接"的方式在多个网络平台销售传播——经统计与鉴定,两人网盘中至少有1716部短剧与权利人主张权利的作品具有同一性,而两人销售分享链接约200次,违法所得数额仅2300余元。
2026年4月,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此案,合议庭围绕"涉案AI短剧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盗录传播应否追究刑责"两大焦点展开调查辩论,当庭宣判:二被告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均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三千元,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判决书案号未随官方通报公开)。
该案是全国首例AIGC著作权刑事保护案。2026年10月26日,《检察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三篇理论文章——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综合协调处负责人撰写的《利用AI技术"图生图"行为性质认定》、该案承办检察官撰写的《AI生成内容著作权刑法保护》、以及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研究基地学者的《AI生成内容知识产权保护:法理与路径》,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同步刊载——围绕AIGC的赋权基础、保护边界、权属规则与刑事认定逻辑作系统展开。这意味着,AIGC版权保护的讨论已正式从民事领域进入刑事司法的实践场域。
回到案件本身,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其一,AI生成的短剧是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其二,如果是作品,权利归谁;其三,翻录传播这类作品,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本文以该案为中心,结合民事端已成型的同类裁判,对三问逐一作答。
二、规范坐标:民事确权与刑事追诉的两端
本案横跨民事确权与刑事追诉两个领域,规范依据分布如下(表一):
表一:AIGC著作权保护的规范坐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表一呈现的是一个"民刑衔接"的规范结构:民事端解决"AIGC是不是作品、归谁"的确权前提,刑事端解决"侵犯这类作品是否够罪"的追诉标准——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威慑保障。这也正是刑民交叉方法论在本领域的典型呈现。
三、三说之争与司法立场:从民事折中到刑事落地
(一)理论上的三种立场。关于AI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理论与实务界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否定说:创作是自然人基于自由意志产生表达的智力活动,AI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与创作意志,其运行本质是算法对训练样本的统计拟合与概率输出;使用者的提示词无论详略,均属思想层面的创作意图,不构成受保护的具体表达,AIGC不应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至多考虑邻接权保护。其二是肯定说:AI本质上是延伸人类创作能力的新型工具,只要使用者通过提示词设计、参数调试、素材编排、内容筛选对生成物形成实际智力贡献、使生成物体现个性化选择,满足最低独创性标准即可认定为作品。其三是条件说:反对一刀切,以人的创作参与程度、智力贡献与对输出结果的控制能力作为区分标准——AI自主生成、人类无实际干预的内容不构成作品;使用者深度参与内容架构、对生成物形成有效控制引导的,按实际智力贡献个案独立判断。
(二)民事端早已作出选择。在刑事介入之前,民事司法实践对上述问题已经给出了初步答案。2023年11月2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国内AI文生图著作权第一案"作出一审判决【(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原告李某某使用开源模型Stable Diffusion,通过输入正向反向提示词、设置迭代步数、提示词引导系数、随机数种子等操作生成图片并以"春风送来了温柔"为名发布;被告刘某某在百家号文章中去除水印使用该图。法院认定,从构思图片到最终选定的全过程中,原告设计人物呈现方式、选择安排提示词、设置参数、筛选结果的智力投入,体现了其审美选择与个性判断,涉案图片构成美术作品,原告系作者;被告侵害署名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500元。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该案入选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年度十大典型案件,其典型意义表述为:坚守著作权主体认定的"人类中心主义",首次认可自然人在符合条件时对其利用AI生成的图片享有著作权。此外,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伴心"案(林某与某技术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亦采同类逻辑。换言之,民事裁判的主流立场是条件说——高人类贡献、具有独创性的生成物具有可版权性。
(三)刑事端的首次回应。需要指出的是,民事确权只是前提,刑事追诉还须解决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构成要件问题。黄埔案的标杆意义正在于此: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在刑事程序中同样采纳条件说,将民事端形成的独创性判断方法完整引入刑事裁判,完成了从"民事保护"到"刑事保护"的跨越。
四、首案拆解:黄埔案的五步裁判逻辑
【案例】被告人覃某、沙某侵犯著作权案,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已生效(案号未公开)。
第一步,查明创作模式,确定人机关系性质。案涉智能视频生成工具的运行模式是:用户提供具备独立叙事表达的完整文字剧本,在模型中输入剧本后加入引导语,将文字作品的表达形式转变为视听作品,并选择、加入音乐等元素予以编排,同时调用平台素材库中的场景、人物、道具,设置相机与景深等拍摄参数。办案机关审查了用户从剧本构思、镜头安排、叙事节奏到画面风格的全链路创作底稿。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创作是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单纯辅助性、物质性工作不构成创作——本案用户的行为显然不是"一键生成"式的任务下达,而是具备了表达性质的输入训练行为,具有创作性质。
第二步,以"强控制性"检验智力投入的决定性作用。本案的关键论证在于:案涉模型的最终画面呈现、镜头语言、叙事逻辑等核心内容均依赖使用者人工设定,使用者对内容要素有直接取舍和排布的权利,能够直接决定最终表达形态;相同输入与选择多次操作,产出内容不会出现明显差异。承办机关据此认为,人的智力投入对创作起到决定作用,AI模型处于传统创作模式下摄像机或画笔的工具地位。这就是本案确立的"强控制性"标准——输出结果的唯一性或明确可控性,证明的是AI的工具属性,而非对人的创作空间的限缩。
第三步,认定作品性质。涉案短剧符合领域限定、可感知、可复制性要件,且体现使用者个性化选择,具有独创性,依法构成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视听作品。
第四步,确定权属。案涉用户与平台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约定,生成的短剧视频由用户和公司共同享有著作权,短剧仅能署名上传至该公司官方小程序付费观看。权属认定遵循约定优先原则,权利基础清晰。
第五步,审查构成要件与量刑。二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许可复制、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虽然违法所得仅2300余元,但复制传播数量至少1716部,已达到法释〔2025〕5号第13条规定的五百件"其他严重情节"标准的三倍以上,构成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综合全案情节,判处二人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此外,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还依据民法典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引导公安机关及时协助权利人通知网盘平台屏蔽、断开侵权链接、删除侵权内容,从传播环节掐断侵权扩散链条——这一处置本身亦是刑民程序衔接的操作样本。
实务提示。本案给刑事辩护留下一个值得注意的空间:独创性认定是定罪的前置要件,"强控制性"标准的反面即是出罪通道——如果案涉AIGC确属宽泛指令下的随机生成、人对最终表达缺乏控制,则权利人的"作品"前提不成立,复制发行行为失去对象,犯罪构成从根基上动摇。辩护的重心因此前移到独创性判断与生成过程证据的审查上。
五、民事呼应:湖北首例AI短剧案的同构裁判
与黄埔案几乎同一时期,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湖北省首例AI短剧著作权侵权民事案(当事人化名A公司、B公司,案号未随通报公开)。A公司以生成式AI工具辅助创作完成47集微短剧《云上××》,依法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备案后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上线仅一日,B公司即将剧名篡改后在其运营的视频号完整搬运全部剧集,并植入商业广告牟利。
江岸区法院的认定逻辑与黄埔案高度同构:其一,审查创作全流程——涉案短剧历经前期剧本策划与文案撰写,中期分镜提示词设置、人物形象与场景素材选定、AI生成片段甄别筛选,后期画面剪辑排布、细节修正、伴音字幕匹配等环节,创作人员完整参与、逐环把关,投入连续性、实质性的智力劳动;其二,以"完整的预见性与实质控制力"表述独创性判断——AI只是实现创作意图的技术手段,最终创作走向与视听效果取决于创作人员的个性化选择与安排;其三,认定构成视听作品,B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判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本案赔偿认定另有一个首创性细节:因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实际损失、违法所得及权利使用费,法院在法定赔偿的酌定中,首次将创作中的词元(Token)消耗带来的算力成本、商用工具授权成本纳入赔偿数额考量因素,综合短剧时长、传播范围、上线热播时段、侵权持续时间、主观过错等,判决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万元。词元调用具有"一次用尽"和"不可逆"的特点,侵权发生在热播期使作品经济价值大幅贬损——将算力成本计入损失,实质上是把AI时代的创作成本结构翻译成了赔偿法上的语言。
六、反向问题:"图生图"何时从创作滑向复制
如果说黄埔案解决的是"AI生成的作品受保护",那么对称的反向问题是:利用AI加工他人作品,何时不再是"创作"而是"复制"。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厅综合协调处负责人在《利用AI技术"图生图"行为性质认定》一文中给出了三步认定逻辑。
其一,先判断复制关系是否成立。对利用AI生成的图片与权利人作品进行比对,核心是看两者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相同。此环节并不追问AI生成物本身的可版权性,只看它是否具有区别于原作品的最低限度独创性;不具有独创性、与原作品构成复制关系的,进入下一环节。
其二,再认定谁实施了复制发行行为。如果使用者未提出明确侵权要求、未设置复杂提示词、未反复修改,对生成内容未实施实际控制和主导,难以认定其具有侵权故意;反之,使用者虽有简单指令,但要求AI利用原作品生成侵权图片,且从生成结果中选择与原图最相似者投入商业使用,即可认定其主导了侵权行为,AI只是犯罪工具。
其三,对模型开发者保持刑法谦抑。在用户未主导侵权的情形下,才需要转而考察模型运算逻辑与训练数据中是否存在侵权;即便如此,也不宜轻易启动对模型开发者的刑事追究,须在保护权利与激励创新之间寻求平衡。
【案例】福州市某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号未公开)。某品公司自2019年设立以来以"来图定制"方式批量生产拼图,实际控制人罗某林与他人共谋,指使人员使用某开源AI软件,导入他人美术作品后选择"图生图"功能,仅输入"去除水印""清晰化"等简单指令,未重构色彩、未调整风格、未改动核心构图与标志性元素,生成后选择与原告作品最为相似的图片制成拼图,通过网络店铺销售。经查,多类拼图图样与他人美术作品关键元素一致,属实质相同;累计销售侵权拼图三千余件,非法经营数额27万余元。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某品公司罚金10万元,判处罗某林等四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十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该案中,行为人选择最相似图片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其刻意追求与原作品实质相同的主观意图——目的在于复制而非创作。需要指出的是,本案AI"含量"不高,与传统修图软件稍作修改并无本质区别;对于AI含量更高的"图生图"案件,判断生成物是否具有区别于原图的独创性,应当秉持比人工修改更严格的标准:原图是仅作参考素材还是创作核心、是人类智力投入占主导还是模型自动生成占主导,将成为罪与非罪的分水岭。
七、权属规则:人机共创成果的权益分配
AI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能成为著作权主体,权利归属围绕开发者与使用者展开。依据检察日报理论文章与民事裁判形成的规则体系,权属判断遵循三层结构。
其一,约定优先。AI开发者参与创作的情形下,尊重意思自治,依用户协议或合作协议确定权属;一方行使著作权的,另一方可依约获得使用或分享收益的权利。黄埔案中用户与平台"共同享有著作权"的约定,以及武汉案中创作主体的企业内部归属,均是约定优先的实践样本。
其二,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时,以实质智力贡献为核心依据。使用者独立完成编排、选择、修正等核心独创性表达的,著作权归使用者;开发者参与训练素材提供或素材创作的,可依著作权法关于合作作品的规定由双方共有。
其三,人身权不得以格式条款概括让渡。署名权等人身权依附于作者人格,平台用户协议中以格式条款将署名权等人身权利概括让渡给平台的安排,在效力上存在重大疑问,代理权属争议案件时应予重点审查。
与之配套的证据规则同样值得注意:《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确立的显式标识与元数据隐式标识双重制度,为作品来源与创作过程的溯源提供了全新的证据支撑。在人机协同创作多轮迭代、人类贡献与算法输出难以区分的场景下,是否保留完整的提示词记录、参数设置、迭代过程与元数据标识,往往直接决定权利人能否获得有效救济——创作过程无从还原,权利即告悬空。
八、刑民交叉实务接口:罪与非罪的四步审查
综合首案与"图生图"案件的裁判逻辑,涉AIGC著作权刑事案件可按"四查"框架审查。
一查复制关系。涉案生成物与权利人作品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相同,是否体现新的可被感知的独创性表达。比对要素包括轮廓、构图、线条、元素分布等表达性要素,细微差异不足以产生新的审美意义的,构成复制关系。
二查行为主导。使用者是否提出明确侵权要求、设置复杂提示词、多轮迭代修改、选择最相似结果商业化。"一键生成"式使用与明知侵权仍后续销售传播,在法律评价上应予区分——前者涉及主观故意认定,后者直接落入复制发行与网络传播的行为范畴。
三查数量与数额的双轨标尺。刑法第217条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作为入罪门槛,法释〔2025〕5号第13条的五百件数量标准独立于违法所得数额运行。黄埔案违法所得仅2300余元,但因传播数量达1716部依然构罪——这一双轨结构意味着,"赚得少"不是出罪理由,"搬得多"本身即可入罪。
四查权属基础。权利人的权属依据是否清晰:有无协议约定、创作过程证据是否完整、是否完成备案登记、是否保留标识元数据。权属存疑的,刑事追诉的前提即不充分。
对辩护方而言,四步审查中的任何一步失守都可能动摇定罪根基;对权利方而言,四步审查恰好就是维权证据的收集清单。
九、分主体实务清单
(一)AI内容创作者(含使用AI工具的短剧团队、自媒体)。1.全程留痕:保留剧本底稿、提示词文本、参数设置、迭代记录与成片版本链,创作过程的可还原性就是权利的可救济性;2.依法标识:按《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添加显式标识与元数据隐式标识,既履行法定义务,又固定来源证据;3.及时备案登记:网络微短剧依法完成广电备案,重要作品可同步办理著作权登记,形成公示性权利外观;4.协议明确权属:与平台、团队内部创作者之间的权属约定应书面化、具体化,避免依赖平台格式条款。
(二)平台与模型企业。1.素材合法性审查:对素材库中的美术、音乐、模型资源建立来源审查与授权链条管理,训练数据合法是平台免责的前提;2.用户协议精细化:权属条款区分财产权与人身权,约定不明易生争议,概括让渡署名权等人身权的条款效力存疑;3.畅通"通知—删除"通道:民法典通知删除规则在本案刑事程序中已被用作止损工具,平台响应机制应当常态化。
(三)内容使用者与MCN机构。1.不得将他人受保护作品直接"投喂"模型:以他人作品为创作核心进行"图生图"并商用,复制关系一旦成立,刑事风险随之而来;2."洗稿式"AI加工无豁免效果:简单指令下的轻微改动不改变实质相同的认定,选择最相似结果商用反而印证主观故意;3.商用前尽调:采购AI生成内容时审查生成过程记录与权属约定,避免承接上游侵权风险。
(四)代理律师。1.民事维权沿"权利基础—侵权比对—证据固定—诉讼策略"推进,权利基础的构建最易被忽视也最为关键;2.刑事控告注重独创性证据的组织:全链路创作底稿、同一性鉴定意见、传播数量统计,分别对应作品前提、侵权事实与情节标准;3.刑事辩护重视独创性否定与主导性否定两条出罪路径,同时关注五百件数量标准的计算范围与鉴定程序。
十、结语
首例AIGC著作权刑事保护案的制度价值,可以概括为三重:其一,确权层面,"人类中心主义"的著作权主体规则在刑事程序中得到确认,AI的工具属性与人的作者地位泾渭分明;其二,保护层面,民事确权、行政处罚、刑事追诉三线贯通的保护体系趋于成型,"通知—删除"等民事规则亦可嵌入刑事办案流程;其三,产业层面,罪与非罪的边界清晰化,本身就是对AIGC内容产业最有效的合规指引——保护到位,创新才有预期。
AI创作的浪潮方兴未艾,从民事"第一案"到刑事"第一案",司法对新技术采纳的态度始终是审慎而开放的:不以技术参与为由提高独创性门槛,也不以技术创新为名放松权利保护。技术改变了创作的方式,但从未改变著作权的底色——保护的是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激励的是人的创作热情。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规则的价值在于适用;在人与机器协同创作的时代,这一命题有了新的注脚。
参考文献与信源
1. 张秋杰:《AI生成内容著作权刑法保护》,载《检察日报》2026年10月26日第03版(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本案承办人)。
2. 刘涛:《利用AI技术"图生图"行为性质认定》,载《检察日报》2026年10月26日第03版(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综合协调处处长)。
3. 万勇、蒋星玥:《AI生成内容知识产权保护:法理与路径》,载《检察日报》2026年10月26日第03版;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刊载。
4. 《盗录1700余部AI短剧网盘叫卖 两人获刑》,广州日报客户端2026年10月12日。
5. 《给AI短剧"治未病"——"AI微短剧产业观察"系列报道(下)》,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5月18日第08版。
6. 李某某诉刘某某侵害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民事判决。
7. 《AI生成≠没版权!AI短剧遭搬运,法院这样判》,人民网湖北频道2026年9月2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评析(20号案例)。
说明:黄埔案、武汉江岸案、福州某品案均系司法机关通报案例,当事人已化名处理,判决书案号未随官方通报公开,本文按通报原文表述;相关细节以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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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德恒北京办公室合伙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现担任德恒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刑事委员会委员。在加入德恒之前,曾在某市人民法院从事近十年民商事、刑事审判和审判管理工作,并先后就职于中央电视台旗下新媒体机构、某500强跨国集团、某大型金融机构,统筹企业的法务及风险管理。
张鹏律师执业范围宽广而精深,在诉讼仲裁、公司纠纷、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互联网与传媒、金融与资本市场和刑民交叉等领域积累了丰富又独到的法律服务经验。他具有独特的司法审判、法务管理、企业经营和刑民交叉等多重复合视角,为各类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项目,提供兼具商业价值与法律严谨性的系统性服务方案。更为难得的是,他能根据实时性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整体环境,综合运用市场规则及法律途径,为客户提供更精准的问题解决路径,最大限度维护并实现客户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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