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纠纷审判意见与AI短剧(11)
- 2026-11-14 08:22:29
播出平台责任:从“通知-删除”到“更高注意义务”
微短剧管理办法要求播出微短剧的平台、频道须持有对应网络视听或广播电视业务资质,全面落实总编辑内容负责制(第32条),总编辑人选须向广电主管部门报备;压实播出单位主体责任(第33条),建立全流程责任追溯机制——对非独播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单位应根据各自审核版本标注本播出单位的节目编号,不得使用其他播出单位的节目编号;对三类微短剧二次上线重新复核。
算法层面,第37条要求平台优先推荐优质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提供付费内容的,应明确告知收费信息、保障消费者权益。这一要求与地方产业政策引导相呼应,比如北京等地要求“算法与流量向优质精品内容倾斜”,对应内容乱象和平台诱导充值等问题,内容乱象方面,AI魔改经典、作品换皮洗稿、名人融脸拟声仿冒带货泛滥,比如最近的吴越被AI融脸拟声、合成“花姐”带货;诱导充值方面,短剧平台以“6元看剧”引流后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每周高价静默扣款,精准锁定老年用户,“短剧+自动续费”投诉上升但成功退费率很低。
AI纠纷审判意见没有创设新的平台责任规则,而是重申、明确既有规则——民法典第1195条的“通知-删除”规则仍然适用,平台接到合格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可主张免责,但第1197条的“知道或应当知道”规则会在AI场景下被更频繁地触发:
信网权司法解释第8条明确,平台未主动审查并不当然构成过错;第11条同时规定,平台从侵权内容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短剧平台按充值、广告分成的商业模式与“直接获利”相关,这意味着其对平台上的AI短剧版权和人格权等风险负有高于一般UGC平台的注意义务。腾讯诉快手两案合计8910万元的判赔,是“应知”逻辑在切片搬运场景下的典型代表,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AI短剧。
平台义务的“过程化”是AI纠纷审判意见与微短剧管理办法的交叉点:
办法第33条的主体责任、第37条的算法约束,本质都是把“结果审查”变成“过程证明”——平台需要证明自己建立了与获利规模相匹配的审核机制、投诉处置机制和算法评估机制,而不是在出事后仅需证明“我已删除”; 意见第3条(过错认定的一般标准):判断过错应综合考量应用场景、自主化程度、技术与信息透明度、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相关主体已采取的预防措施及技术可能性、使用者的预见与控制能力。注意事项:对平台而言,是否建立授权审查、生成日志核验、人工复核和投诉处置机制,将直接进入过错认定;“机器审核过了”不能替代人工终审,恰恰说明预防措施不足; 意见第7条(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生成式AI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通知应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恶意诱导生成侵权内容的,用户依法担责;经通知后服务提供者未及时停止生成、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的,权利人可请求用户与服务提供者共同担责。需要注意的是:
1)平台一旦内置AI生成、剪辑工具,身份就可能从“网络服务提供者”转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义务从“通知-删除”升级为“通知-停止生成-屏蔽指令”。长沙中院《庆余年》AI剪辑案中,某度“度加”工具将剧集切割成3—7秒片段供用户传播,被认定构成直接侵权,正是身份转换的后果;
2)对照两案:广州奥特曼案中平台深度参与内容生成(提供素材库、提示词模板)未尽审查义务,承担侵权责任;杭州奥特曼案中仅提供通用训练服务、由用户自主上传素材的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而非直接侵权——平台介入越深、责任越重。
意见第10条与办法第37条的双向约束:
1)算法既可以成为侵权责任的分担事由,也可以成为平台自身的违法事由——“大数据杀熟”式差别待遇构成侵权,诱导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违反办法规定。对于投流定价、会员收费、充值弹窗等算法策略,平台应留存可说明其正当性的评估记录;
2)过往案例,比如唐某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涉人工智能典型案例之五)表明,平台有权依据服务协议审查处理AI生成内容,但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适度解释算法运作过程和决策结果的,未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应承担恢复内容、删除处理记录等法律责任——既要防侵权内容流入,也要防审核机制滥伤“误伤”用户,算法审核应当保留人工申诉复核通道并留存可解释的处理依据。
总体来说,播出平台合规运营需要关注:核查视听业务资质与总编辑报备;建立“机审+人工审核”双重机制,强化违法违规内容,或者说“红线内容”的识别与处置;接到合格通知后及时处置并留存处置记录;定期审核、评估算法并留存评估文档;对反复违规账号加大惩戒;保障算法申诉通道畅通;提前向制作方明示平台侧合规证明要求(权属证明、肖像授权书、备案号),减少上架争议。
现在的问题是规则已经基本齐备——内容端有微短剧管理办法第37条禁止诱导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标识端有标识办法、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规制显式隐式双标识,消费端有消保法及实施条例等对自动续费显著提示的强制要求,广告端有广告法对虚假广告与代言责任的规制——但乱象并未因此收敛。
比如,充值乱象套路化、规模化。有媒体报道,黑猫平台“自动续费”投诉超29万条,以“短剧”“自动续费”检索的近700条;约94%受访者遭遇过续费套路,超6成扣款前未收到任何提醒,遭遇违规扣费后仅11.45%的用户成功退费。有平台以“6元看5天”引流,此后每周静默扣款29元甚至39元,目标精准锁定识字不多的老年人——实测显示,同一款APP,20多岁账号连刷多日看不到“首期5天6元”套餐,换成60多岁账号几分钟即弹出,差异化定价把“套路扣费”做成了精准的算法营收手段;扣款再经空壳公司通道分账,消费者维权时连责任主体都难以锁定。
再比如,AI仿冒带货批量出现。“花姐”账号用AI合成吴越的影像和声音为护肤品带货,宣称“我直接送,闭着眼睛用闭着眼睛囤”,还拼接“邓亚萍推荐”画面,页面下方标注“作者提示:含AI生成内容”;温峥嵘的直播间被AI盗播,同一时段多个“温峥嵘”妆发不同、话术相同地带货,本尊上前质问反被秒拉黑,直言“我现在就很难证明我是我”。平台对这类事件的处置方式大多是靠事后下架,事前审核往往停留在有AI标识就放行,只看形式合规、不查权利来源。毕竟平台的流量和分成来自内容供给,事前审核是“纯成本”,“海量内容、审核不过来”于是成了标准说辞。
现有规则缺的还是义务配置——“通知-删除”大框架下,平台为“未审查”付出代价的机制使用场景极为有限。监管要“压实”平台责任,关键是把义务从“事后删除”前移到“事前核验”,并让失职有可量化的代价:
对直接获利的场景(付费短剧、带货直播、投流分账),按信网权司法解释第11条和AI纠纷审判意见第3条的逻辑,将“更高注意义务”具体化为强制的事前核验清单——授权书、备案号、广告代言资质等,与上架直接挂钩; 把“未尽责”与“连带赔偿”挂钩:未尽事前审查义务的,不能以事后删除免责,应对侵权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直接改变平台的成本收益结构; 投诉数据与监管行动挂钩,比如自动续费投诉量、11.45%的退费成功率这类可量化指标,本身就应成为约谈、专项检查、行政处罚的启动依据,而非等媒体曝光才行动。
刚刚启动的未成年人保护的“认定申报”模式提供了现成样本: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及配套认定办法,由监管划定名单、平台主动评估并提交申报材料。同样逻辑可移植到短剧与AI内容平台:达到一定用户规模或营收门槛的平台,须主动申报审核机制、算法评估记录、投诉处置台账,接受持续核查,而非出事后再“补材料”。
简单来说,现状就是规则不缺,缺的是让平台“不得不投入成本履责”的责任结构,缺的是“压实主体责任”的量化处置。
参考:
2026年10月14日界面新闻《每7天29元!短剧自动续费“收割”老年人》
2026年10月20日央视新闻《演员吴越回应被AI仿冒带货:“我不会选择沉默!”》
2026年10月20日澎湃新闻《AI“苦命男孩小海”收割老人,“79岁老人要独自乘火车去山西探望”,平台审核不能总是被动响应》
2026年10月20日信息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网信办开展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和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认定工作,相关要点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