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短剧反派“撞脸”明星:肖像权纠纷的谈判攻防(一)
- 2026-11-14 16:21:19
AI短剧反派“撞脸”明星:肖像权纠纷的谈判攻防(一)第一篇:律师函里的“立场”——开局即一场心理战 艺人B,全网粉丝逾千万,其面部特写曾多次出现在品牌广告和社交媒体上,具有较高的商业辨识度。 某日,艺人B在粉丝私信中发现,近日热播的AI短剧《XX》中,反派F右眼角泪痣位置、M唇形等特征与艺人B的广告片高度对应,弹幕和评论区中,大量观众指出“这个反派F好像艺人B”。 律师A通过短剧播放软件、片头备案号查询到,该AI短剧的制作方为公司C,播出平台为平台D。 艺人B和经纪人排查了其可查的商务合同及授权记录,未发现曾就涉案AI短剧《XX》向制作公司C、平台D作出过肖像使用授权。 律师A固定了证据。 律师A在与艺人B沟通时,区分出了三个层次的需求。 第一层,表面需求(立场):多多赔钱、把视频删得干干净净、要制作公司C和播放平台D一起公开道歉。这是艺人B自己说出来的最初诉求。 第二层,核心需求(利益):和艺人B深入沟通后,律师A感知到艺人B的真实需求并非只有“拿钱”一项。当然,没人嫌钱多,但艺人B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反派F的人设极其恶劣,弹幕中已经出现大量针对反派F甚至是艺人B本人的负面评价。如果放任传播,艺人B的商业形象和品牌合作将受到实质损害。因此,下架AI短剧和公开道歉的优先级,其实高于赔偿。 第三层,深层顾虑(软肋):艺人B因和对家开展“拉锯战”而服用精神类药物。其不希望该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因为诉讼可能引发新的舆论关注,进而被对家利用,加重其心理负担。艺人B非常希望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于是急于告知制作公司C、平台D一切,以此换得纠纷更快平息。这些“不希望”和“希望”,恰恰是艺人B在谈判中的软肋。如果制作公司C知道艺人B“怕打官司”“怕舆论”,他们就会用拖延战术来消耗艺人B的耐心,逼艺人B在自己的立场上甚至利益上让步。 因艺人B并不想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于是律师A准备向制作公司C、播出平台D分别发出律师函。 但律师A不能因为艺人B在情急之下说什么就做什么,律师A不建议在律师函中把任何底牌亮出来,因为律师函是首次使用立场以试探对方的机会。 同时,在设计律师函前,律师A必须逐项评估法律和战术上可行性。 这个诉求促使律师A先考虑通过律师函的方式去告知其侵权事实、提出交涉邀请以及试探对方的态度。同时,这个诉求,在谈判中会转化为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谈判破裂,艺人B能选择的最好的替代方案(BATNA: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是什么? 如果艺人B的替代方案是“起诉”,那艺人B就有更强的筹码。本案中有一个比“起诉”更贴合艺人B真实利益,也更具可执行性的工具:人格权侵害禁令。《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禁令制度,以及最高法《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8条对AI场景下禁令适用的明确,恰恰回应了艺人B“快速止损、避免全面诉讼和舆论放大”的核心诉求。禁令程序不以全面诉讼为前提,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停止侵害”的效果。 如果律师函中承认“不希望诉讼”,制作公司C大概率会判断艺人B的替代方案更弱,制作公司C会倾向于拖延、压低赔偿,甚至拒绝道歉。 这个评估结果,将直接决定律师A在律师函中的“立场(position)”的设计——如果艺人B的筹码稍弱,律师A便不能在律师函中明确暴露“不想诉讼”。 艺人B的心态在纠纷解决当中非常常见。纠纷解决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还有人们的注意力,这种纠纷的进行带来的消耗非常折磨人,人们都希望能尽快将纠纷解决,使痛苦平息。 但律师A需要警惕,“快速解决”心态在谈判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谁显露出这个信号,就意味着另一方会掌握主动权。如果按照艺人B的要求在律师函中明确“我们希望尽快解决”,容易让制作公司C抓住这个软肋,通过拖延的方式,让艺人B自己做出让步。 律师A的策略是,在律师函中设定一个明确的回复期限,逾期不回复或未履行,将依法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并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个期限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工具,它让制作公司C知道“拖延是有代价的”。 在评估具体诉求前,律师A确认了侵权认定在现有证据下较为清晰。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9月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四条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他人肖像,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肖像权的侵害。AI生成的形象与艺人B本人无需一模一样——一般公众能识别出“这是艺人B”,法律上的侵权即告成立。而弹幕和评论区里刷屏的“这个反派好像艺人B”,恰恰是“可识别性”的现成证据。 艺人B提出的三项表面需求,在谈判中的价值和可行性并不相同。律师A需要逐项评估其法律基础与战术功能,而非简单照搬。 事实清晰、法律基础明确,是谈判中的核心筹码。 制作公司C作为直接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182条: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两者都难以确定的,由法院酌定。艺人B的经济损失可以按其因肖像被擅自商用而损失的潜在代言收入计算,也可以按制作公司C通过该短剧获得的付费分成收益计算。 精神损害赔偿则要跨过“严重精神损害”这道法定门槛(《民法典》第1183条)。法院在一般肖像权纠纷中的支持是谨慎的。但本案特殊:反派F人设极其恶劣,弹幕中已出现大量针对艺人B本人的负面评价,若能证明损害达到“严重”程度,支持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 平台D的责任则是“分级”的:若其明知或应知侵权仍放任上架,就全部损害与制作公司C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197条);若其原本不知情,则自我方通知到达、其仍未及时下架之时起,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制作公司C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195条)。 法律依据充分,且谈判优先级高于赔偿。下架与删除的请求权基础是《民法典》第995条: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且这些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拖”对制作公司C在法律上毫无收益,拖得越久,赔偿数字只会越高。这决定了下架是谈判桌上最不该让步的诉求。 此外,艺人B被AI提取的面部特征,在已足以使公众识别为其本人的意义上构成个人信息,人脸信息更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列举的生物识别类敏感个人信息——而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必须取得权利人的单独同意。未经同意收集、使用这些特征训练AI模型,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独立侵害。律师A可据此主张删除艺人B的原始肖像数据、停止使用涉案模型生成相关内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 制作公司C道歉的依据明确:《民法典》第1000条,赔礼道歉的方式应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涉案短剧面向不特定公众传播且已被大面积“对号入座”,道歉就应当以同等公开方式进行。 平台D的情况则微妙得多。它并非直接侵权人,只有构成间接侵权才谈得上责任;但一旦构成——接到通知不处理,或明知应知而放任——判令平台赔礼道歉并非没有法律支撑:北京互联网法院多起案件已判令有过错的平台与直接侵权人共同或分别道歉,其中就包括2026年3月通报的AI换脸短剧案——播放公司以“取得著作权授权”抗辩,法院认定“著作权的行使不能损及肖像权”,未尽审查义务即构成侵权,与制作公司分别被判书面致歉。 律师A的策略是:第一封函不对平台D主张道歉。理由不是要不到,而是火力分配——下架是当下最急迫、最硬的诉求,道歉集中打制作公司C;对平台D的道歉主张,作为其“收到通知后仍不下架”情形下的后手牌,函末保留权利即可。这张牌若真到那一天打出,分量会重得多。 上述表面需求的可行性判断,是基于法律依据、判例与当前有限事实的评估,能够指引律师A进行策略调整。但是如果纠纷走向诉讼,诉求能否实现,需要看法庭的裁决。 可行性评估之后,律师A需要把结论转化为律师函中的具体条款。这里有一个关键判断:可行性和立场并非一一对应。 律师函中的立场,既要考虑“打不打得赢”,也要考虑“怎么写才能在谈判中占据主动”。有些诉求法律上可行,但律师函里不一定写得那么硬;有些诉求法律上依据不强,反而可以作为谈判筹码抛出去。 函末,律师A另以一句话保留了主张包括赔礼道歉在内的其他民事责任的权利——这张牌先不打出,但要让平台D知道它存在。 两封律师函的核心差异在于:对制作公司C全面主张,对平台D聚焦下架和连带赔偿。道歉集中打制作公司C,赔偿对平台D不设定具体数额。 同类案件的真实判赔数字,与300万相去甚远:北京互联网法院2025年判决的“AI仿冒名人带货”案中,使用李某瑾肖像及AI合成声音推销图书的主播与未尽审核义务的委托方被判赔礼道歉、赔偿12万元;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案,配音师获赔经济损失25万元;2026年3月北互通报的AI换脸短剧“撞脸”演员案,制作公司与播放公司分别被判书面致歉、赔偿经济损失——金额未对外披露,但参照已披露的同类案件,量级同样不高。 但300万在律师函中并非“无理取闹”。它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182条——艺人B的经济损失可以按其因肖像被擅自商用而损失的潜在代言收入计算,也可以按制作公司C通过该短剧获得的付费分成收益计算。艺人B拥有千万粉丝,其商业代言的市场价格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参照。律师函中设定300万,是以艺人B的商业价值为锚点,而非以过往判例为上限。 律师A清楚这个数字不会被对方接受。它的功能是锚定谈判预期,为后续降价留出空间。 30天道歉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000条的“相当性”:涉案AI短剧独家播出、面向不特定公众传播,且弹幕和评论区已出现大量“对号入座”的讨论,制作公司C的道歉应以同等范围的公开方式进行。 判例给出的其实是参照下限:程某诉孙某AI恶搞图片案,法院判令被告在朋友圈连续48小时公开致歉并出具书面致歉信;AI换脸短剧案,判令制作方在涉案视频账号发布书面致歉声明——没有一起到了30天这个量级。但这恰恰是律师A要30天的原因: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足30天。30天是预留的让步空间,从30天降到7天的每一步,都要换回对价的让步。 律师A在律师函中的措辞是:“删除涉案角色内容及艺人B的原始肖像数据”。这个表述既保留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下的删除权主张,又避免了“删除整个AI模型”这种在法理上存在争议的激进诉求。 立场是表面条件,是情绪表达,是一切包裹着内心真实需求或逻辑的外壳。在本案中,律师函里的300万、30天道歉、立即下架,都是立场。 第一,进可攻退可守的暧昧表达。300万是有依据的进攻性的锚定,但如果对方态度诚恳,律师A可以在艺人B的授权下,在后续谈判中逐步降价,以换取对方在其他条件上的让步。 第二,试探底线的工具。制作公司C对律师函的回应——是直接拒绝、还是提出反立场、还是愿意谈判——将反映后续处理的难度。如果制作公司C直接拒绝并坚持“素材合法”的抗辩,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法律地位有信心,谈判难度较大;如果制作公司C提出一个反立场(比如愿意补偿3万),说明他们有和解意愿,只是在试探艺人B方的底线。 第三,求上得中,求中得下。首轮立场过高或过低都不好。过高一是无依据二是可能导致谈判破裂,过低则让对方觉得问题并不严重。此处的300万有所依据,且足以让制作公司C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又不至于高到让制作公司C直接放弃谈判、选择硬扛诉讼。 第四,对方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一般不要接受。如果制作公司C在回函中提出“愿意补偿3万元”,那大概率只是制作公司C的首轮试探。 1. 可识别性是肖像权的核心(民法典第1018条):肖像是“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不要求五官完全一致。——谈判中,对方说“只是长得像”,你把弹幕“这不是B吗”的截图拍在桌上:公众认得出,法律上就是你的脸。 2. AI伪造是明文禁止的(民法典第1019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AI自己生成的”从来不是免责理由,反而是“故意”的证据;反派人设越恶劣,越贴近“丑化”。 3. 下架诉求没有时效障碍(民法典第995条):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时间不站在对方那边:拖一天,赔偿多一分。所以“立即下架”在谈判桌上永不打折。 4. 赔偿以商业价值为锚(民法典第1182条):财产损失按受害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计算,难以确定的由法院酌定。——报价看身价,但心里要有底:司法酌定的金额通常显著低于商务报价。 5. 平台责任是两级台阶(民法典第1195、1197条):平台接到通知后不处理,对损害的扩大部分连带;明知应知而放任,对全部损害连带。——一封合格的通知函就是给平台“上发条”:回执签收那一刻起,平台每拖一天,都在替你抬高谈判筹码。 6. 道歉要与传播对等(民法典第1000条):赔礼道歉的方式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影响范围相当。——传播多广,道歉就该多显眼;天数可以让,“公开”不能让。 律师函发出后的第三天,制作公司C法务回函,附上一份素人G的肖像授权合同复印件,主张其AI短剧的训练数据来源合法,不存在侵权行为。 平台D亦回函,声称已尽合理审查义务。 律师A看着这两封回函,知道试探刚刚结束,真正的谈判,才刚刚开始。
一、一个虚构的故事
二、艺人B的真实需求
三、律师函中的“立场”的设计
(一)艺人B“不希望诉讼”的诉求
(二)艺人B希望“很快得到解决”的心态
(三)表面需求的法律可行性评估
1. 赔钱
2. 删视频
3. 公开道歉
(四)律师函中“立场”的具体设计
1.对制作公司C的律师函:
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300万元; 在制作公司C全平台官方账号首页连续30天刊登致歉声明; 收到本函之日起立即全平台下架《XX》并删除涉案角色内容及艺人B的原始肖像数据。
2.对平台D的律师函:
收到本函之日起立即下架《XX》; 如未及时采取前述措施,就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制作公司C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300万的依据与定位
4.30天道歉的法律依据与战术考量
5.“删除底层数据”的措辞调整
四、立场的谈判逻辑
(一)立场是什么?
(二)立场的作用是什么?
五、本篇的法律知识小结
六、下篇预告
说明:
1. 关于虚构案例。本文第一节所涉艺人B、律师A、制作公司C、平台D及《XX》短剧等人物、主体和情节均为虚构,仅用于说明肖像权纠纷中的法律分析与谈判方法,不对应任何现实主体或事件。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本文不构成对任何现实主体是否构成肖像权侵权、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认定或法律评价。
2. 关于判例与法律引用。本文引用的法律、司法解释及裁判规则,以发布时有效的公开文本为依据;所涉判例基于公开裁判文书、法院官方通报及权威媒体报道进行概括。对于公开报道口径不一致或未披露的细节(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判赔金额、致歉方式与时长),本文仅作概括性引用,不视为对判决原文的逐字确认,具体以生效裁判文书及官方发布为准。AI相关法律规范与裁判规则仍在发展,后续可能发生变化。
3. 关于谈判策略示例。文中的律师函条款、300万元赔偿主张、30天道歉期限、逾期后果表述等,均为说明谈判“立场”设计而设定的策略示例,不是对具体案件判赔金额、裁判结果或律师函写法的预测与推荐,也不构成对任何具体委托关系的操作建议。读者不应直接套用于具体案件。
4. 不构成法律意见。本文仅供法律实务与谈判方法交流,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事实、证据与管辖差异可能显著影响法律判断,读者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应就具体事项咨询执业律师并取得针对性意见。
5. 关于引用与转载。欢迎基于原文的转载与讨论,转载时请注明作者及来源,不得断章取义或用于误导性宣传。如发现事实或法律引用有误,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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