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微短剧的乡村实践与价值转型

在乡村振兴与数字化传播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形态，以独特的叙事逻辑与社会功能重塑了基层治理的态势。纪实微短剧以轻量化生产、强纪实属性、高情感黏性为特征，通过戏剧化手法表达现实议题，兼具新闻的真实性与影视的艺术性。这种媒介化治理的创新实践既通过“短平快”的传播形式降低政策认知门槛，又以矛盾冲突的真实性激发公众参与，成为连接政府议程与民间话语的桥梁。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形态，媒介化治理不仅与国内外相关领域有着理论对话，而且在治理效能与治理边界上有着落地性。2025年7月，永州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纪实微短剧《村民唱主角》第三季，微短剧以回龙圩管理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为原型，通过村民本色出演，构建了“政府引导—媒体搭台—村民登场”的传播模式。村民从“被拍摄对象”变为“故事主角”，剧中角色全部由当地村民本色、真名出演，方言对话和真实场景的“土味”让网友热评：就是我村里的事！其创新性在于打破传统宣教片的单向灌输模式，以“真实矛盾叙事+村民主体性表达”为核心路径，以每集6分钟的轻量化乡土故事，展现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移风易俗、环卫自治、文化传承等现实议题的过程，既保留了新闻的纪实底色，又通过剧情冲突吸引观众，破解了政策宣传“难接地气”的难题，实现了“政策传播—情感动员—行动转化”的协同效应。

《村民唱主角》三季共21期的播出实现了从“流量驱动”向“价值驱动”的升级，社会效应远超预期，播出后迅速引发“破圈”传播：人民日报客户端、学习强国、央视农业农村频道等主流平台同步播出，迅速引发关注，全网播放量超1.2亿次；全国500余批次考察团队实地调研，回龙圩管理区获评农业农村部2024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这些数据印证了纪实微短剧的“媒介杠杆”效应——通过情感化叙事撬动制度变革，使媒介内容从“传播产品”升维为“治理工具”。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平台的搭建者。纪实微短剧通过媒介化治理的实践，重新定义了乡村治理的参与路径与价值逻辑。媒介化治理在此语境下体现为媒介叙事与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文化资本激活、情感动员强化与主体性重构，推动乡村治理从“被动执行”向“主动共建”转型，形成“参与—认同—行动”的治理闭环。

（一）文化资本激活：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治理动能

微短剧将地方性知识转化成媒介叙事资源，重构了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在《感恩村的由来》中，村里老人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经过村子的故事，明确了村文化建设的“感恩”主题，后期建设了感恩洞、感恩井、感恩步道等景观，村子也变成了红色景点。剧中对村规、乡贤、屋场会等本土治理手段的表述，将传统乡约与现代治理需求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二）情感动员机制：从个体叙事到集体行动

对于普遍平均状态的“人”的找寻，成为跨越文化障碍，引发共情的基本要素。微短剧通过“私域—公域”的情感共振链，将村民个人困境转化为集体行动触发点。《我要讨老婆》以李必友“讨老婆”事件为主线，将其婚姻诉求与环境整治的公共议题绑定，激发村民从“利益博弈者”转变为“共同建设者”，通过个体故事唤起集体共情，进而推动治理共识的形成。剧中大量劳动场景如村民合力修建“六小园”（小花园、小菜园、小禽园、小果园、小公园、小庭园）的镜头组接——通过视觉符号的重复强化集体记忆，最终转化为燎原村自发组建环境整治志愿队的现实行动，这正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媒介叙事的凝聚力。

（三）参与式传播：村民从“对象”到“主体”的跃迁

参与式传播理论源自发展传播学，主张通过媒介赋权边缘群体，使其从“被动受众”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纪实微短剧的创作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了鲜活的乡村样本。传统乡村叙事中，村民常被塑造为“被拯救者”或“问题制造者”，其主体性被消解于政策话语中。纪实微短剧颠覆了传统乡村叙事中村民的“他者化”角色，通过“参与式传播”实现主体性深度激活。《官越当越小》里的主角黄筑成从最初面对镜头的拘谨，到主动提议增加老母亲“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细节，展现了他从“被表述者”向“共创作者”的身份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话语权的转移，更通过制度设计转化为实质治理效能。在微短剧中经常出现的“屋场会”中，村民可直接提出议题并参与表决，使决策过程从“精英主导”转向“多元共议”。媒介参与打破了村民的“沉默文化”，使其从政策被动接受者成长为治理能动主体。

（一）选题逻辑：在地化冲突的挖掘与公共性议题的呈现

纪实微短剧的创新，在于其选题逻辑从“悬浮议题”向“在地化冲突”的转向。创作团队在当地农村生活工作了近一年，每天与村民们同吃住同劳动，随时随地与他们聊天谈心。那些从“闲聊”中得到的信息，看似都是市井杂事、家长里短，其实正是关乎村民的真矛盾真问题，也成为创作中最生动的素材。通过政策研究和深度田野调查，捕捉到基层治理中真实存在的冲突点，并转化为具有讨论价值的叙事素材。

首先是矛盾筛选：从现实痛点中提炼戏剧张力。创作团队在前期调研中采取问题导向策略，重点挖掘三类矛盾：利益分配型矛盾，如自然村合并后的理事会成员是双数，分配表决时产生平票矛盾；制度执行型矛盾，如“空心房”拆除中的宅基地权属纠纷；文化观念型矛盾，如村子形象设计的新旧思维冲突。这些矛盾的选择标准不仅在于其戏剧潜力，更在于其公共性——它们普遍存在于乡村转型过程中，具有可复制和政策参考价值，使个案叙事升维为制度探讨。

其次是公共性建构：从私人叙事到政策对话。主题报道以“轻量型”短视频建立与用户的情感纽带，淡化宣传色彩，这是对接互联网流量赛道的关键。剧中矛盾的处理始终锚定公共性目标。在《为了子孙后代》中，理事会成员卢文彬因为让地与老父亲发生争执，个人土地权属被转化为乡村整体规划成为矛盾触发点。这种叙事策略将私人领域的困境通过公共讨论转化为集体行动，从而实现“私域问题公共化”。这种转化不仅增强了故事感染力，更通过情感共鸣引导观众思考乡村治理的深层结构问题。

最后是叙事策略：剧情推进的三重维度。纪实微短剧的叙事结构突破了传统宣教片的线性逻辑，通过“微观冲突—中观机制—宏观价值”的三层嵌套，实现政策传播与艺术表达的平衡。在微观层面是个体困境的戏剧化呈现。每集以具体村民的困境为切入点，通过“问题—阻碍—解决”的三幕剧结构强化戏剧张力。在《监督不能缺位》中，负责点数的村民周成万发现红砖数量短缺50块，这一常见的“崽崽事”被放大为基层腐败隐患，最终通过“两账四单”制度完善使问题得以解决。这种“小题大做”的策略，实质是通过微观事件折射制度漏洞，个体行动成为推动系统变革的符号载体。在中观层面是治理技术的可视化表达。剧中使用流程再现手法，将抽象制度转化为具象场景。多场“屋场会”的细节被客观呈现：从意见征集、辩论表决到执行监督，不管是嬉笑怒骂、生气离场、现场争吵，还是鼓掌通过，都通过镜头语言强化了程序的真实性。这种可视化不仅增强叙事可信度，更通过展示程序运作的规范性，塑造观众对制度合法性的认同。在宏观层面是价值共识的情感缝合。剧集常以村民集体劳动或欢庆场景结尾，这种“大团圆式”结局并非回避矛盾，而是通过情感缝合实现价值引导，且这种仪式化场景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强化了观众对推动乡村振兴重要性的认识。

（二）真实演绎：主体性重构与话语权重置

真实最能触动人心，当真实与独具特色的地域景观相遇时，必定能释放出新鲜又极具震撼力的独特魅力。纪实微短剧的亮点是“自己演自己”模式——村民不再是被观察的“他者”，而是成为叙事主体，其方言表达与情感流露打破了专业演员的表演框架，使观众感知到“未经修饰的真实”。这种创作实践是纪实与演绎的融合，改善了乡村传播的话语权结构。

一是表演的本真：从“扮演”到“存在”。出真名、演自己、演真事，使表演回归本真状态。村民磕绊的台词、拘谨的肢体，反而构成一种“反表演性”的真实美学。这种“去技巧化”表演颠覆了传统影视的“第四堵墙”理论，观众感受到的不是角色塑造，而是生活经验的直接呈现。

二是话语权重置：村民成为意义生产者。传统乡村叙事中，村民常被简化为政策受益者或问题载体，其主体话语被专家、权威的解读覆盖。数字乡村主体协同共建依托新媒体赋权，增强主体的决策权和发言权，具体表现为村民个体的人际关系网络扩展、乡村组织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微短剧让村民直接发声，实现了“阐释权”的转移。在《村里的二环路》中，村民大会不满意设计公司的方案，请村里的“土专家”出马，拿出了更实用更合理的规划设计，这种观念和话语的碰撞增强了戏剧冲突性。

（三）实践难点：真实性与公共性的平衡

纪实微短剧在内容生产上取得突破，但其叙事实践仍面临三重挑战。

首先是戏剧化改编与事实保真的冲突。为增强观赏性，创作团队对真实事件进行了艺术加工。在《我要讨老婆》中，女友拒婚的原因被简化为环境脏乱，而现实中涉及更多样化的择偶标准。这种简化虽能提升传播效果，却可能削弱问题的复杂性。

其次是公共诉求与个体隐私的博弈。如果短视频调用过多用户个人信息，引发其不适，则有可能削弱其感知收益。村民在镜头前暴露私人生活，可能遭遇“二次伤害”。多个场景呈现了“屋场会”和家庭内部的争吵，虽经当事人同意，但仍可能引发伦理争议。主创团队借鉴新闻伦理中的“最小伤害原则”进行规范，在公共传播与个体形象间努力寻求平衡，即使是剧中的“反面人物”，也设计了其积极向上的转变情节。事实上，经过微短剧拍摄，这些村民也确实改变了观念，融入了集体。

最后是政策导向与批判反思的失衡。剧集侧重展现治理效果，对执行阻力如利益分配、部门推诿、资源配置等较少触及。这种“建设性偏向”虽符合主旋律要求，但可能削弱其叙事的思想深度。

（一）基层权力运行的转型

媒介化治理需要有基于在地性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治理视角与逻辑。纪实微短剧的传播实践反映了乡村治理从“垂直科层”向“横向网络”的权力结构转型。传统治理模式依赖行政指令的“命令—服从”链条，而“回龙圩模式”通过媒介化治理与参与式传播的融合，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的“分布式权力网络”。

权力下沉：屋场单元的自治实践。剧中“屋场四小”组织体系（党小组+村民小组+理事小组+合作小组）的运作，实质是行政权力向基层单元的制度性让渡。在《义工礼堂》中，湘桂自然村通过理事会现场勘察、投票表决、积极争取，解决了修建村礼堂的选址、用材、托管机制、随礼限制等问题，打破了传统村级组织的决策结构，使治理权回归最小公共单元，实现公共事务的精细化治理。

文化运作：乡土知识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在剧中多个纠纷和争议调解中，援引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地方性知识与制度条文形成对话。在《祖训这样说》中，毛家屋场在给村子做形象定位、设置墙绘主题时，争论不下，请乡贤毛永先在毛氏族谱里找到了一句话“力农者必因时勤紧，毋得偷懒”，将“一村一主题”确定为“勤”，获得一致通过。这种对乡土知识的运用，实质是“约定俗成”对正式制度的创造性补充。

行动转化：从符号参与到实质赋权。村民的主体性激活不仅表现在话语层面，更通过制度设计转化为实质性权力。《不落下一户》中的“积分制管理”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量化为可兑换的积分，形成“行为—奖励”的正向激励循环。这种机制设计通过外部强化塑造参与习惯，最终内化为村民的自主行动。

（二）社会效应的涟漪扩散

《村民唱主角》的传播效应突破了地域限制，形成“媒介景观—政策借鉴—治理升级”的扩散链条。

纪实微短剧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推动剧情发展，会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村里的发展目标，以创作实践反向推动乡村治理措施落地。在《智慧屋场》的创作中，马鹿头屋场原本计划安装监控却迟迟未落实，剧组紧扣这一诉求，将“智慧屋场建设”纳入剧情，并向管理区提出拍摄需求。管理区不仅同意拨款安装监控，更将其升级为集人脸识别、森林防火、防溺水、老人走失预警、电动车安全监管等于一体的全功能AI智慧系统。这种“创作推进治理”的模式，是纪实微短剧“以媒介叙事撬动政策变革”的有效实践。

政策扩散：制度化学习的发生机制。微短剧发布后，全国500余批次考察团队到访当地，这是政策创新扩散的典型过程。零陵区石坝仔村借鉴“积分制管理”时，并非简单复制规则，而是结合本地文化改为“家庭积分”，将个人行为与家庭荣誉绑定，实现了制度创新与本地情境的适配性。

媒介杠杆：微短剧作为政策倡导工具。剧集通过故事化叙事降低政策认知门槛，使复杂治理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执行的符号。在《谁是保洁员》中，根据剧情的推动，村里的保洁工作最后确定为“屋前屋后自洁+公共区域认领”的“环卫自治”模式。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写入整个管理区的制度条例，计划申请“六小园”建设的屋场，必须先实施“环卫自治”。个别的治理机制落地为真实制度，这种“创作—现实”转化的“跨媒体叙事”力量，有效推动了政策变革。

主流媒体可借助自身传播优势、品牌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在媒体深度融合中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村民唱主角》的创作实践，为纪实微短剧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转型提供了生动注解。“建设性现实主义”的手法，既直面基层治理难题，又通过村民的真实参与呈现解决路径，为乡村传播提供了“冲突中见共识、叙事中显制度”的新模式。因此，纪实微短剧不仅仅是文化消费品，更应成为重构基层权力关系、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媒介化治理载体，为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提供兼具传播效能与社会价值的创新方案。其价值转型体现为：从“政策传声筒”到“治理协同者”、从“情感煽动”到“理性动员”、从“流量至上”到“公共价值优先”。这一转型目前仍面临若干挑战：制度移植易陷入“形式化陷阱”，媒介参与催生“表演性治理”，流量压力侵蚀治理本质等。要推动这一转型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协调好传播创新、文化根脉与制度设计三者关系，让媒介赋能真正扎根乡土，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持久力量。■

 （作者：永州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室主任、主任编辑）

本文刊登于《新闻世界》2026年第2期

编辑：安云芝

审核：周蕾  姚少宝